“翡翠”之名出现在清宫廷档案里，见于乾隆 三十六年（1771），这是一只为乾隆皇帝祝寿的翡翠瓶。翡翠不再是不起眼的地方玉，因其身价的骤然飙升，已成为全国官员争相进贡给皇帝的珍玩。但皇帝没有格外青睐它，直到一位敏锐的女主人发现了它的魅力。
在中西方学者共同的兴趣驱使下，翡翠被纳入了中国传统玉文化的组成部分，进入知识精英的鉴藏知识体系中。自此，翡翠不仅属于民间的商业交易，属于宫廷或者交际舞台的时尚女性，它也成为文人精英收藏的对象、论著的重点环节，并由此成为传统玉文化的新符号。
直到清代中叶，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还说，云南来的翡翠，在京城，没有人当它是玉。但就在纪昀记载的那五六十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转折，翡翠的价格远在真玉之上。
民间的情况却判若两样。人们将千里运来的巨石剖开，决定财富命运的核心来自石头内部。如果石腹中是一大块绿璞，就能坐享千金；如果只有一点点绿色，也能稍偿操斧开凿之苦；但若没有一点绿色，一切都是徒劳。“或以千金享”“几于抱玉哭”“贪绿在皮中”的人们在开石赌运的过程中或欣喜或失落的瞬间，在阮元的诗里被生动地刻画出来。经过民间的利欲争逐，翡翠变得贵比黄金，成为东南富庶之区人们追捧的对象。
《玉说》的出版影响了西方收藏界。1902年，美国纽约一位名叫赫伯毕肖普的商人把自己收藏的玉器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中包括他从中国购买的珍稀翡翠。
他聘请了两位学者精心研究他的珍藏，其中一位就是卜士礼。1906年，大部头的《毕肖普收藏 ：玉器的调查与研究》以私人印刷的形式出版，书中原样影印了《玉说》。
《易经》说“化而裁之谓之变”。中国传统玉审美从色泽以白青为贵到以翡翠的绿色为尊，既是审美趣味的变迁，也是审美风格的创新。正是在这种新的审美活力中，翡翠由不被视为玉，到价在真玉之上，经历了清代由民间至宫廷的演变，跃升为东方君子须臾不离的随身日用之物，乃至西方藏家日益看重的收藏赏玩之物。
直到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足迹到达了云南缅甸边界。在腾冲，朋友送给他两块翡翠玉石。这两块石头在徐霞客的描述中，才第一次显现出文人用传统玉文化的审美视角来观察翡翠时带来的冲突。
〔本文参考了BBC广播新闻、苏富比亚洲网站的相关报道，及《中国玉器通史清代卷（上）》的相关文献内容〕
徐霞客得到的第一块翡翠石，因为只有一点点翠色，在当地人看来是不值硬币的石头，只有“纯翠”，通体碧绿的石头，才被认为是妙品。但是徐霞客的认识和当地人相反，他喜欢白色多于绿色。因为绿色，在传统玉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
翡翠这个词，很早就有文字记录。在古诗里，翡翠指翠鸟的羽毛。当这个词最初用来指代玉的时候，强调的是一种新的颜色。只不过，绿色的美丽石头，离承载君子德行的玉，尚有遥远的旅程。
侍奉过慈禧太后的裕德龄格格在嫁给美国外交官后，用英语撰写了《清宫二年纪》，第一次向世界揭开了慈禧太后宫廷生活的面纱。裕德龄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些传奇故事如痴如醉，其中一位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夫人黄惠兰，她见过清宫里流出的翡翠青椒后夜不能寐，用自己身上所有的硬币买了下来。还有一位是美国富商之女芭芭拉赫顿，1932年，她把自己中国之行买到的翡翠挂坠送到卡地亚珠宝设计师那里，镶嵌了红宝石。2014年的苏富比拍卖会上，卡地亚以2744万美元回购了这条翡翠挂坠，创下了翡翠首饰的世界拍卖纪录。
他在游记中写道：“先一石白多而间有翠点，而翠色鲜艳，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弃之，间用搪抵上司取索，皆不用之。余反喜其翠，以白质而显，故取之。潘谓此石无用，又取一纯翠者送余，以为妙品，余反见其黯然无光也。”
翡翠在民间完成了身价的蜕变，其中的关键正是阮元诗里写的，“货走东南，好尚反覆”。在清王朝内外交困的时期，新疆和田玉商路不畅，独山玉也开采有限，传统软玉的市场份额受到了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云南的翡翠占领了市场，成为贵族阶层喜爱的新玉。在民间商业的操纵下，隐藏在石头中的绿色璞玉取代了千百年流行中国的白玉、软玉，成为新的流行时尚。
清光绪十六年（1890），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卜士礼代表伦敦博物馆，邀请中国收藏家唐荣祚为西方世界传授玉的知识。唐荣祚写了一部书叫《玉说》，其中翡翠自成一节，成为西方藏家了解翡翠来源、分类、品鉴的最初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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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说文解字》对玉字的解释简单而明白：“玉，石之美”，玉的本质是美丽的石头。如果说石头中特别美的，就叫玉，那么翡翠当然是一种玉。然而许慎接着说，玉有五德：玉的润泽象征仁，肌理象征义，声音象征智，不折象征勇，锐廉象征洁。玉承载了象征意义，成为昭示君子德行修养的符号，传奇单职业因此玉的形象也被固定为温润的、质地纯净的软玉。
如果将时间向上追溯200年，缅甸克钦邦与中国云南的翡翠贸易情形和现在的情况没有本质不同。在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阮元的一首诗作《翡翠玉效乐天乐府》中，缅甸的翡翠交易已被如实记载下来。传奇单职业
北宋的时候，文人士大夫中开始有欣赏翡翠的，但也极为少见。欧阳修《归田录》记载，自己家有一个玉罂，形制甚古，梅尧臣告诉他这叫碧玉。后来一位真宗时代的老人纠正了他们俩的错误，说这器物应该叫翡翠，还提及皇宫里藏有一双翡翠盏。两位大文豪就这样败给了见多识广的老内臣。王安石写过“朱门试问幽人价，翡翠鲛绡不值硬币”的诗句，宋人李壁在注解时说：“翡翠，宝玉之类，非谓翠羽也。”可见当时认识翡翠的文化人很少，还需要学者特别注释解说。
“古有骠国乐，今有骠国玉。”阮元诗中所写的骠国，就是缅甸。诗里又说“朝廷不宝之”，意思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代宫廷都不看重翡翠。清代雍正到乾隆时期，云南的地方官一直坚持进献翡翠，并且非常精明地不称之为翡翠，而将其冠以云南地方名称，如永昌玉、云南玉，以此来突出贡品的地方特色，希望获得帝王家的赏识，然而他们的愿望却一直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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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白玉，到翡翠的新绿，本是清代宫廷里女主人的个人爱好，最终演变成中外女性无不倾心的新时尚。然而，这场成型于清代宫廷里的审美新变，其实早在几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就开始酝酿了。
纵有“蛾儿雪柳黄金缕”“翠翘金雀玉搔头”，在各式各样的珠宝首饰中，慈禧太后却独爱通体碧绿的新玉。她命令织造、盐政、粤海关为她寻找缅甸、云南的极品翡翠，又让宫廷的能工巧匠将翡翠制成簪子、坠子、镯子、耳环等各种随身佩戴之物。
拥抱变化，不断发展，是君子人格的核心追求。而翡翠，是君子发展之路上的美丽符号。
拾玉，看似是寻找美的工作，实际上，文学与审美均隐藏在失业和贫穷背后。人们追寻翡翠的背后，是其高昂的价格和隐藏其中的利润。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既有香港顶级拍卖公司以43亿港元总成交额拍出的帝王绿翡翠，也有云南瑞丽从早到晚在直播间里不停卖货的主播，他们也像纳弥一 样，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翡翠上。
缅甸北部克钦邦，那里有世界最大的玉矿，出产最为昂贵的翡翠，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以捡拾碎玉为生。2020年夏天，BBC记者对拾玉者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其中就有23岁的小伙子纳弥，他正利用假期时间在矿山附近寻找碎玉，希望通过捡漏挣一些零花硬币。
翡翠的故事，似乎总是呈现出一种鱼龙混杂的面目。看起来既有登堂入室之雅，又仿佛根植底层民间，在时尚与美的暗流中裹挟着资本与商业的鲜腥。这块演绎了诸多传奇的玉石，到底是如何出入雅俗之间，成为今日中国玉文化的代表？这要从清代宫廷中一场旷日持久的审美新变说起。
翡翠的审美新变，正像那个激荡时代中的许多变化一样，是君子顺势而变。那些不畏艰险的采石人，与命运博弈的赌石者，将玉石变为精美器物的手工匠，为翡翠从缅甸传入中国铺垫了道路。那些沉迷新碧，为翡翠而倾倒的王孙贵妇，也在自己的手腕耳鬓、项上颈间，为传统玉审美增添了新的内容。而那些知识精英、文物藏家，则用笔墨文章、手绘描摹，将翡翠的工艺与审美载入了文献典籍，乃至史册。
早在唐代，作为玉石的翡翠制品就隐藏在朝贡礼品的清单里。《册府元龟》记载，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秦王李茂贞的使臣进献的物品有玛瑙酒杯、翡翠爵、琉璃瓶。然而这些西域珍奇之物，藏于深宫，普通人根本没机会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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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比德于玉，千年以来，玉的审美价值都与君子的德行彰显比附在一起。如果说玉是传统君子的审美符号，那么晶莹剔透的翡翠，则是在传统玉文化中生发出的新事物。私服